自北宋著名金石学家吕大临编撰《考古图》开始，即有众多摹绘宫廷和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、玉器的著录问世，著录对收藏各器的图形、款识、尺寸、名谓、容量、重量均有详备的记载，成为保存与研究文物资料的一种重要工具书。《怀米山房吉金图》就是其中一部铜器图录，该书为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苏州曹载奎编著。曹氏原名金，字秋舫，生于清乾隆末年，为乾、嘉时著名古物收藏家，精于鉴别。据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所载，曹载奎共藏有商周秦汉钟鼎彝器七十五件，按图勒之于石，可惜在刻石时未能将款识一并刻上。咸丰初，曹以五千金将原器全部售归张云岩。太平天国时，张避走它乡，原器及石刻俱散。据吴学文先生考证，曹氏当时收藏的古铜器原物，虽已售归张氏而散失，但早在售出之前的道光年间，曹氏曾从中选出精品60器，嘱王石香摹其文，孔莲芗缩其图，吴松泉镌刻于石，遵乾隆年工部营造尺度其大小，遵官库平权其轻重，并标注于上，刻成后置于所居怀米山房中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改筑盘门时，这套石刻被砌于城墙，自此石刻湮失，仅有少量拓本传世。1922年，南陵徐乃昌以所藏拓本影印出版，该书收录商周青铜器54件、秦汉器6件，共60件。

    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珍藏《怀米山房吉金图》石刻为民国初年，苏州卞钟铭尊汉阁据此翻刻成条石。1930年，常熟收藏家沈彦民请其表兄庞北海作缘，向卞氏购得条石，置于其新构澄碧山庄涵虚室内壁。抗战初城陷，壁中石刻部分被拆除，成为阶石。后这套珍贵的吉金图石刻被文物部门从原址迁出，加以保护。1990年成立常熟市碑刻博物馆时，石刻被上墙保护并对外陈展。石刻原有34件，加沈氏后记1件，应为35件，今存33件 ，均为书条形，纵0.3---0.5米，横0.6---0.7米不等，文字图形清晰完整，收录器皿57件，与原图录仅差3件。前3件石刻镌刻了图录的序文和题跋，张廷济作序，序文写道：“此吾友曹兄秋舫先生吉金图刻石所以专据怀米山房所有之器也。研其器必严摹其文，必肖绘其形，必审释其文，必阙其疑。”题跋为阮元、叶志诜、刘晓华等八人所书。著名金石学家阮元在题跋中写道：“此器为曹氏数十器中之冠，二千三百余年文字完具，豪无剥蚀，似有鬼神呵护。”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此套吉金图石刻镌刻器皿有商子爵、商父癸鼎、周太子尊、周孟姜敦、秦子壶、汉大宫钟等。从各器铭文中可知与当时祀典、赐命、诏书、征战、围猎、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有关，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。镌刻金文（钟鼎文）上承甲骨文，下启秦代小篆，字体整齐遒丽，古朴厚重，瘦劲流畅，布局不驰不急，和甲骨文相比，脱去板滞，变化多样，更加丰富。该吉金图在器物定名上与历代金石著录相比有所独特，如铭文中的“毁”，历代典籍作“簋”，自宋以来，皆将“毁”释为“敦”，将“敦”为“彝”，而将“盨”称“簋”，至陈介祺始改“彝”为“敦”，钱坫又辨“毁”为“簋”而非“敦”，但仍将其混入“簋”中。容庚《商周彝器通考》、沈养孙《怀米山房吉金图》石刻题跋始将“盨”分出。因此《怀米山房吉金图》石刻对鉴别商周秦汉时铜器以及金文的考证，都具有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。